刘晓波反思六四:赵紫阳政治幼稚

2017-07-11 21:43:22

1989年“六四”事件中”,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因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15年,于2005年逝世。当时,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发表长文《悲情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予以悼念。在《赵紫阳的局限性》一节中,刘晓波指出,在大陆的体制下,赵紫阳所实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要有邓小平的背后支持才可能进行,这既是他成为改革的前台主角的原因,也是他的政治悲剧的最后根源。赵紫阳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或者说对专制政治的游戏规则的不重视,以及他喜欢张扬的个性,则是他的悲剧的次要原因。


1989年5月19日,赵紫阳在温家宝陪同下在天安门广场对绝食学生发表谈话,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图源:Getty)

(三)赵紫阳的局限性

在大陆的体制下,赵紫阳所实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要有邓小平的背后支持才可能进行,这既是他成为改革的前台主角的原因,也是他的政治悲剧的最后根源。赵紫阳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或者说对专制政治的游戏规则的不重视,以及他喜欢张扬的个性,则是他的悲剧的次要原因。

1、急于求成的心理和过于张扬的个性赵紫阳的最大悲剧在于:既要借助邓的权威来排除党内高层的阻力,又要屈从于邓的太上皇嗜好和独裁体制的惯性而随时自我收敛。然而,赵紫阳毕竟不太像中共体制下的政客,而更像大变革时代急于求成的政治家,他喜欢公开化和透明的个性,在其他政治制度下无疑是优秀的为政之德,但在中共体制下就会变成张扬或傲慢,遂使他最终难为邓小平所容。

赵紫阳的急于求成,表现在经济改革上,是他在时机还不成熟之时,就全力执行邓小平的硬闯物价关的决策,过早提出“加入国际大循环”,导致了党内和社会的普遍不满;表现在高层权力斗争中,他在不该韬晦时韬晦(胡耀邦下台问题上),在应该韬晦时又不韬晦(十三大他刚刚出任总书记之后),他没有把胡耀邦的命运作为前车之鉴,从中汲取教训。他对其幕僚提出“新权威主义”,对明显带有把他塑造成新权威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及其“走向蓝色文明”的价值取向的公开肯定,在中共体制下皆是犯忌的行为,很容易被心怀叵测的阴谋家所利用。而此时,正值他个人处在十三大刚结束后的权力峰巅,境外媒体又把“新权威主义”和《河殇》解读为“拥赵倒邓”,自然会引起邓小平等元老的猜忌。

虽然,据当时的“新权威主义”的主要提出者吴稼祥先生记述,在“新权威主义”正式出台之前,赵紫阳就征求过邓小平的意见并得到了邓的首肯(参见:吴稼祥的《走卒随笔》),然而,中共的传统是独裁者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臧否,但其他人却不能轻易表态,特别是处于接班人地位的人说出同样的话,就会被太上皇怀疑为“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在这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没有实质性区别。只不过,毛泽东对终生权力贪恋基本上是言行一致的,而邓小平对终生权力的贪恋是言行不一的。像晚年的毛泽东一样,正是邓对自己权力的贪恋导致他对周围人的病态敏感,无论真的权力挑战是否存在,只要他主观认定了来自接班人的某种威胁、哪怕是因过渡恐惧而自我虚构的威胁,翻云覆雨就是他的政治权谋的必然。

(关岭 编辑)

相关阅读
免责声明:本文所载资料仅供参考,多维新闻对该资料或使用该资料所导致的结果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网友评论 热门评论 facebook评论

提交
注册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汇的字句,将不予发表 >>

Facebook

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