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因背着黑锅竭力巴结毛泽东

2017-06-30 11:57:00

周恩来对毛泽东武汉之行十分尽心竭力,以君臣之道侍奉毛。这是为何?由于“伍豪启事”悬而未决,周恩来当时在政治上还背着黑锅,精神负担很重,非常希望毛能够对他高抬贵手。本文摘自《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的主席台上出席庆典(图源:Getty)

一九六七年夏天,文革进入最为动乱的阶段。周恩来为应付内外乱局而忙得焦头烂额,同时又不得不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与江青一干人缠斗,苦撑待变。他抓住“火烧英国代办处”闯下大祸一事,转守为攻,向中央文革展开反击,并趁势敦促毛泽东结束文革乱局。

自从全国各地展开夺权斗争以后,除了前述最初的几个完成夺权的省、市以外,大多数地区进展迟缓,无一例外地陷入激烈的派斗之中,为争权打得你死我活。毛泽东所期待的那种可以看出胜负眉目的局面遥遥无期。为此,毛不得不转而号召各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并企图以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来促进大联合。但是,这对热衷于独家掌权的两派对立组织来说,却是对牛弹琴,收效甚微。这令毛大为头痛。

不过,这时更令毛泽东担忧的还是奉命支左的军队普遍与当地造反派存在的紧张关系。二、三月间,青海、四川、湖北等地的驻军在支左的过程中,根据军委八条命令,宣布解散了一批搞打砸抢,冲击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并抓了其中的一些头目。毛对此很不满意,认为这是在压制革命左派,担心这样会影响决战胜负的力量对比,从而断送整个文化大革命。为此,毛泽东一再出面纠“偏”,强调: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看得太严重了。四月间发出的所谓强调“正确对待群众”的《军委十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但是这样一来,更加剧了局势的混乱。各地造反派倍受鼓舞,变本加厉地冲击当地的军事机关,逼迫军队检讨承认前一段支左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而对立面的组织则坚决站在军队一边,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由此导致各地两大派之间的武斗一再升级,由开始的棍棒、长矛发展为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真刀真枪地对着干,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进入六月份后,毛泽东似乎对眼前这种久拖不决的局面感到厌倦了,对各地两派之间无休止地打内战更是急于找出一条解决之道。他开始在认真考虑结束文革运动的时间表,随后提出: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毛认为,文革运动中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要转入就地解决问题,实现各派之间的大联合。

为此,六月下旬,毛泽东指派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到西南去,就地解决云南、四川等省的大联合、三结合问题,为成立革委会创造条件。到了七月中旬,毛又决定亲自出马,前往当时两派武斗严重的武汉地区,直接指导解决那里的问题,为全国树立一个样板。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周恩来当时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毛亲赴武汉,坐镇解决当地的问题,然后再就近解决江西,湖南问题,势必对时局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把国家从混乱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他又担心目前正是天下大乱,毛的武汉之行要冒很大风险,生怕出现不测。因此在讨论此事的会议上,周起初同其他人一样从安全方面考虑,试图劝阻毛打消这个念头。但在毛的执意坚持下,他又带头表态支持毛的这一决定,并为此做了紧急布置,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落实。

为了确保毛泽东此行的安全,周恩来决定派陆、海、空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并由毛亲自点将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全权负责。作了安排布置后,周还不放心,又打长途电话给正在奉命解决西南问题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要他即刻赶赴武汉,接受紧急任务。随后,周本人又连夜乘专机先期飞抵武汉,检查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甚至连毛下榻房间的沙发和睡床都一一试过,生怕出现一点纰漏。

(惠风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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