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96年:盛世之下的巨大政治隐患

王夷甫 森彰 荏苒撰写2017-06-28 22:56:34

五代名臣冯道谏言唐明宗道:“我常常记起过去任掌书记时,奉先帝之命出使中山,经过井陉险要地方,我常担忧马失足,非常小心,谨慎地抓住缰绳,幸好没有失误。但是等到了平坦大路,放开缰绳让马奔跑时,却不小心摔倒了。治理天下的安危之道又何尝不如是!”——《旧五代史冯道传》

今年是中共建党96周年,大陆三十年无乱事,“海清宴然,四海丰足”,按照中国历史的辑录标准,当今大陆可堪盛世。

不过,从历朝历代的兴衰规律来看,当一个王朝臻于极盛之时,却往往是这个王朝衰败的开始。这是因为,在盛世之中的执政者往往沉浸于盲目的乐观中,过分自夸于以往的成就,却忽略了被成功暂时掩盖的关键问题和挑战,并由此种下了衰败甚至毁灭的种子。

那么,对于中共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来说,她真正的挑战来自于哪里?从苏联共产党体制的崩溃到20世纪90时代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解体,一系列重大历史教训表明,一个威权政党最大的敌人并非那些无拳无勇的知识分子,也不是那些呼啸聚散的氓民,而是党自身的体制弊病和意识形态缺陷,只有当体制的阿喀琉斯之踵被击中之后,体制外的力量才有可能形成对体制的威胁和冲击。

稳定权力继承体制的构建

一方面,由于缺乏稳定的权力继承体系,党内斗争的外溢效应将引发威权体制的危机甚至崩溃。

苏联共产党垮台的事实说明,由于缺乏稳定、明确、可靠和权威的政治权力传承体制,使得苏共在权力交接过程中不断陷入一系列复杂、难解、破坏性的内部纠葛。从列宁(Lenin)到斯大林(Stanlin)、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Khrushchev)、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Brezhnev)、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Gorbachev)(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太短),直到苏联灭亡,苏共始终都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过渡机制。


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苏共的权力交接过程始终是混乱的,直到戈尔巴乔夫借助大众政治的权力斗争毁灭苏联自身(图源:VCG)

这使得苏共党内权力结构的稳固,依靠的不是可靠的制度,而是政治领袖自身不稳定的资历和威望。一旦党内资历较浅者如戈尔巴乔夫上台,由于正常的制度力量并不可靠,为了稳固自身地位,压制强大的党内对手如帕夫洛夫、鲍里斯·普戈这样的人,戈尔巴乔夫就不得不鼓励并借力于党外运动和群众政治,这直接引发了体制外不可控之群众政治力量的剧烈膨胀,并迅速吞噬了苏共自身。

国民党的情况同样类似,因为其强人政治的传统而不具备稳定的权力制度根基,当蒋经国死后,新总统李登辉缺乏在国民党内部的资历和威望,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借用了民粹政治的力量,通过鼓励"野百合学运"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成功将自己的权力根基扎根于党外力量和群众政治,却使得民众政治力量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扫荡了国民党自身。


1990年,李登辉借助“野百合学运”等党外群众政治力量,成功摧毁国民党内保守派对其的压制,也破坏了国民党的威权体制(图源:VCG)

苏共和国民党的教训充分说明了,一个威权政党的长治久安,必须以拥有稳固强力的政治权力继承机制为前提——这不但是秦(沙丘之祸)、西晋(晋武帝传子)、隋(隋炀帝)、五代(相互残杀)、元(阿里不哥和忽必烈、明宗和武宗)等朝代迅速崩溃的原因,也是周、汉、宋、明、清等朝代国祚长享的关键所在。

意识形态挑战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崩溃使得威权政党难以应对本土化的冲击,并最终丧失权力的合法性。而历史也表明无论是苏共还是国民党,其政治崩溃都离不开自身意识形态难以满足现实的需求。

(王夷甫 森彰 荏苒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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