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六四”后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民主

2017-06-04 21:18:49

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一书中写道:1989年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为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

1995年,因“六四”事件下台的赵紫阳在自己家中(图源:Reuters/VCG)

下面说一下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完全没有注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虽然早在四川的时候,我就开始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但是没有想到政治体制改革怎么办的问题。当然我也觉得对于文革中以至文革前,1957年后我们党内、社会上不正常的种种情况,我认为应该拨乱反正。但对我们的基本政治体制,没有想到要作什么大的改变。

记得那时陕西一个工人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他看了我的许多讲话,认为我是经济上的改革派,但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这确实是符合我当时思想实际的。这种状况大概继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所以连小平1980年那篇《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都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当然更没有改变我对政治改革的态度。到了1985、1986年,我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认识才有了一些变化。引起我重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固然与国际大气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问题有关系,但主要的是我从经济改革方面认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那个时期我一直有个想法: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超前不行,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太滞后也不行。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越深入,党内守旧势力的阻力就越大。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深入下去。而且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社会矛盾,没有政治改革也很难得到妥善解决。比如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就是一个没有社会监督的大问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我1987年代理和正式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接触政治领域的事情多起来了。我深深感到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必须从根本上设法解决。而离开知识界的政治参与,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

当然,我当时所想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到1989年,不是想在中国搞多党制,搞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我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要改变。当时总的想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改变,但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另外,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我没有看过但我听说,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讲,1989年他访问中国在与我会谈时,我曾暗示中国要搞多党制,搞议会政治。我没有这样的意思,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意思。

我当时与他讲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执政党地位不改变,但要改变执政的方式;另一个概念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人治,也应该是法治国家,我有意识用了“治”而不是“制”,也就是以法治理。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要有一套不同的法律系统,而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人治要搞法治。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我那两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总的观点。

要改变执政方式,怎么改变呢?当时也逐步有些设想。共产党是执政党,但怎样执政呢?应该尽量使执政方式现代化一些,赋予它一个现代的、文明的、开明的、开放的色彩和形象。就是说共产党执政要增加它开明、开放的色彩。当时没有意识到,现在回想起来,我总的想法实际上是想要改变过去长期形成和坚持的那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政方式和制度。这大体上包括下面一些内容:

(关岭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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