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人生最后半年 唯恐再有闪失招致不测

2017-06-01 23:01:57

胡耀邦被逼下台后,身体不好、心有余悸,思想压抑,唯恐再有什么闪失,又招致不测。就连与自己的政治秘书交谈,都尽量回避提到邓小平和陈云两人,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邓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之噤若寒蝉。本文摘自2009年第9期《炎黄春秋》,作者刘崇文,原题为《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


1989年3月24日,胡耀邦在家中留下生前最后留影。同年4月8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肌梗塞,于4月15日逝世,享年73岁(图源:VCG)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20年前,他走得是那么突然,几乎谁都没有想到,完全出乎人们的意外。可是,他又走得是那么自然。当时,他身体状况很不好,1987年冬党的十三大后他就病了,1988年冬又得了一场肺炎,后来虽然康复,但食欲不好,吃东西很少,体重不断下降。当时,他对中央生活会的“揭发批判”还心有余悸,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原谅和宽恕,因此心存恐惧。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都比较复杂,社会上思潮起伏,议论纷纭,他是个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人,内心很不平静而又无法抒发,因此感到郁闷压抑。身体不好,心有余悸,思想压抑,三者互为因果,互相影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希望调配一名政治秘书

1988年11月下旬,刘少奇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我当时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的组长,正在长沙具体负责主持这次研讨会。就在这同时,耀邦同志也在长沙休养。我们的会址是在蓉园,耀邦同志也住在蓉园的9所。参加研讨会的一些领导同志,如邓力群、于光远、杨波等,听说耀邦同志住在这里,都先后去看望他。我因为会务缠身,先打了个电话给他的警卫秘书李汉平,说会后再去看他。因此他知道我也来到了长沙。会议后期的一天,李汉平来找我。我同李汉平很熟,我以为他是来看我,找我叙叙家常。可这次他是奉耀邦之命,有事来找我的。他告诉我,耀邦同志身边现在除他之外,只有一个机要秘书,经常收到一些来信,都没个人替他答复;有些问题和想法希望有个人交谈交谈、议论议论;还有些事情需要有人帮助做点记录,查点资料,整理点材料。因此想让我去当他的政治秘书,问我愿意不愿意。对此,我毫无思想准备,既感到突然,又感到惊喜。对于又能到耀邦同志身边工作,为他服务,我是很乐意的。自从1959年调离他身边之后,多少年来,我经常做梦又回到他身边,在关东店20号(耀邦同志当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后来为赵紫阳居住)那熟悉的院落里工作。其实,当时我压根儿也没想过再去当他的秘书,但不知为什么会老做这样的梦?耀邦同志这个人是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的,几乎在他领导下和同他接触过的人,包括对他有这样那样意见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被他折服。他那无私忘我、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的精神,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好学敏求、爱惜人才的热忱,深刻、敏锐、新鲜和活跃的思想,近乎天真、过于率直的性格,爱憎分明、襟怀坦荡的品德,就像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周围的人。我想大概就是这无形的磁力,在睡梦中把我吸引到他的身边。如今梦想竟将变成现实,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只是文献研究室这边,我还担负着主编刘少奇年谱等一些有待完成的任务,一时恐难完全脱身。同时,我已年近60岁,身体又不大好,剩余的岁月和精力有限;而到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责任重大,他对工作,尤其是对文字工作又要求严格,标准很高,我害怕难以胜任,有负耀邦同志的期望。思忖再三,最后,考虑到耀邦同志当时的处境,以及我与他的关系(我从1954年到1980年一直在团中央工作,其间1957年到1959年担任他的秘书),他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我觉得他提出要我去当他的政治秘书是经过反复思量、认真考虑的,我义不容辞,没有理由不答应。只是暂时还得兼顾一下文献这边的工作,然后再逐步完全过渡到他那里去。李汉平将我的意见转告了耀邦同志,他很高兴。很快就让李汉平回北京,向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汇报(实际是通过他报告中央),经批准同意后,即正式办理调任我的手续。

(关岭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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