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养女戴晴大闹妇女代表大会内幕

2017-05-24 03:59:26

叶剑英养女戴晴在《我参加六届妇代会》一文中写道:我的长辈和老师们可以作证,我一直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文化大革命中当了一阵子造反派,也是因为听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九年前,我开始写作,基本上遵循的也是党的号召与部署之类。此刻,我举起了手——这是数十年来我第一次完全按照我自己的意见行事。与其说执行主席一开始没有注意到,毋宁说她根本没有料到。直到台下的代表一次次喊“有人举手”,才使她把目光投向我。她请我站起来,问我有什么事。“作为正式代表,我可以在划票之前提个问题吗?”全文如下。

戴晴因参与六四事件长期被打压(图源:VCG)

已经不记得有多久我没有践行过我神圣的权利——投票了,无论作为共和国公民,还是各种听起来挺像那么回事的协会会员,甚至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当我的投票,也就是说,我的个人意愿表达之成效几乎等于零的时候,我为什么要为种种标签式的演练浪费精力?

然而今年春天,在我完全不在场且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本报女性同人选作她们的代表。听到这一消息的人都不禁莞尔,因为我的怕会、逃会和一开会就打磕睡的名声已经传播得很远也很久了。而我得知后的第一个反映则是她们在拿我“开逗”——我们生活中的欢乐是那样少,拿貌似庄严与神圣开开玩笑也不失为一种别样的娱乐。

但此后每到报社,总有相识与不相识的女同事“敲打”我,我这才知道,她们这回的玩笑是藏了几分严肃的:投票前曾经有过一场辩论,在我与另一位官方提名的候选人之间。虽然她们并不认为我的当选意味着什么——她们的快乐显然是在这“易人”本身,而并不在易的结果——但在进行这项活动时,我的年龄从60岁到18岁的女同事们确乎具有了某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属久违了的自主意识。这总是比较可贵的,特别是当普通中国人早已忘了自己还有种种权利,也早已厌于各种纷争的年代。

后来我想,如果这回千名妇女代表都有这种被选出来的经历,刚刚结束的那个大会或许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但我依然没有想好我应该怎么样去参加这个会。

记得六年前我决定出任《光明日报》的记者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不采访大会”。我坚信,在一个一切都已经“内定”的场合,表演者与报道者不但在白搭功夫,而且在消磨灵性。报社主管人当时就同意了,我于是就真的数年没有采访过一次大会。

这次我本人是代表了,怎么办——对“妇界”只好稍加留意。从春天到秋天,我听到了此界中的不少议论,其中一条就是陈慕华副委员长要来做妇联主席(这本应是本届大会的选举结果)。几乎所有的谈话人都觉得,这实在是岂有此理。他(她)们认为,她担任这一职务唯一说得过去的理由似乎只有一个,就是她本人是一位女性。

但我依然无法确定,我本人究竟以什么姿态切入这次大会。我的直觉是,象历次一样,除了吃好、住好、玩好之外,任何不中听的意见都会象海上的泡沫一样,不但无任何痕迹,也无任何意义。

我请假了。我不认为在我的一生中还有长得令人安心的工作时间,三天也舍不得。

我到内蒙古去采访,大会的第三天晚上才返京,并且立刻被召到驻地。事实证明,我的估计是武断的。因为就在这三天里,我所在的中央直属团的一批知识妇女,对大会所提出的批评性意见,最后还是得到了部分采纳。虽然依我之见,这些建议尚不具观念上的革命性。

(关岭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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