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悲剧:向旧秩序投降

2017-04-29 21:18:42

文革后期,毛泽东的举动表明他的新方式无法长期操纵控制社会,无法建立起一个持久的新秩序。离开过去长期培植起来的得心应手的党组织网络,他无法稳定新体制和新秩序。最后,不得不向他过去建立的旧秩序投降。本文摘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作者陈奎德写于文革三十年之际,原题为《毛的晚年悖论及其遗产——文革三十年祭》。

大陆“十七年体制”

对于大陆文革前的十七年,人们由于身处的地位和不同视角,容或会勾勒出不尽相同的图景。但是,如下几点恐怕是大体的共识。即,从1949年起,特别是1957年以后,中国大陆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基本类似于列宁所创斯大林所确立的苏式体制①。传统的民间社会已不复存在。中国共产党通过单位制、公社制、户口制和档案制的巨大网络,透过历次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空前严密地掌控了社会。这个庞大的网络体制的关键枢纽,就是各地区各单位的党委书记或支部书记。由于全国实质上是处于一个(国有)雇主之下的“大工厂”,没有选择雇主的可能,因此,“不服从者不得食”。在各“枢纽”人物管辖下的大部分人,“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鉴于此,各单位上下之间的权力关系,带有某种绝对的性质,蕴含有某种基本的内在紧张。这里所谓“十七年体制”,不应忘记,是以毛泽东为象征符号和旗帜的。文革前夕一、二年,上述内在紧张更加强化。以“深入贯彻阶级路线”为标志、“家庭出身歧视”的泛化到全社会,社会等级的划分业已开始出现公开化和制度化的征兆。文革的早期,即所谓“老红卫兵”或“联动”时期,也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时期,不过是把上述前十七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方式赤裸裸地推到了登峰造极之点而已,是十七年体制顺理成章的发展和极化。但是,以1966年10月《红旗》杂志发表第十三期社论为标志,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轰然而起。在毛泽东的意旨下,文革出现了新的方向——实质上是质疑和挑战前十七年体制的方向。这是文革与中共过去历次运动的最大不同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新方向?这是至今仍然聚讼纷纭的疑点。

毛泽东是中国和中共历史上绕不开也很难说清的一个重要人物(图源:AFP/VCG)

“反权威的悖论”

(栾泠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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