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苏俄统治外蒙 人民生活会更好

2017-04-20 20:51:46

20世纪20年代,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对来访的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表示,中苏建交的先决条件是苏军从外蒙古撤离。但中国国内民众与舆论并不支持顾的看法。李大钊也亲自找到顾维钧,对顾的立场表示愤慨,甚至说“把外蒙置于苏俄的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有可能生活得更好”。本文摘自2011年第11期《同舟共进》,作者袁南生,原题为《中国千年外交与国民心态》,文章为节选。


李大钊被捕后因里通苏联颠覆中国政府遭张作霖处决(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革命与救亡成为中华民族两大历史性任务,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持续高涨,新的情况催生了两种新的国民心态。

一是革命心态。这一心态最基本的特征是将意识形态的异同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十月革命以后,苏俄为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急于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1919年7月,苏俄政府以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名义发表了著名的《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告放弃帝俄在中国因侵略而获得的一切特权。然而,1921年6月,苏军悍然侵入当时中国版图内的外蒙古,接着与外蒙古当局签订《苏蒙条约》,确认双方政府相互承认,苏军可以驻扎外蒙古,公然破坏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1922年8月,外交总长顾维钧对来访的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表示,中苏建交的先决条件是苏军从外蒙古撤离。顾维钧的立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奇怪的是,苏军侵入面积等于43个台湾、140个香港的外蒙古,国人舆论却并不站在顾维钧这一边,相反却要求北京政府“无条件与苏俄建交”。此时,不但北京大学生上街示威,新闻机构对外交部大加鞭挞,李大钊也亲自找到顾维钧,对顾的立场表示愤慨,甚至说“把外蒙置于苏俄的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有可能生活得更好”,孙中山也对顾的做法表示反对,到了最后,居然连以吴佩孚为首的各地军阀将领都发电报到外交部,指责顾维钧。北京学生联合会致函顾维钧,警告他如不改变立场,赵家楼的故事就将重演。也就是威胁顾要用五四运动中火烧卖国贼曹汝霖家的办法来对付他。果然,一个寄给顾维钧的装有炸弹的包裹把家中的2名佣人炸伤。越飞接着会见孙中山,以此施压北京政府,与孙发表联合宣言,孙承认苏军在外蒙的军事存在。这使做对了事情的顾维钧处在难堪和脆弱的境地。国人受十月革命影响,从意识形态出发看待外蒙古事件,没有认识到苏俄对华宣言只是一种外交姿态,并没打算真正实行。革命心态影响下的国人对同样的事情,难免以意识形态划线,如对美军强奸沈崇事件,国人发出了雷霆万钧般的抗议,而对一桩桩苏军强奸中国妇女事件,则鲜有大规模抗议之声。

在革命心态影响下,人们惯于用“非红即白”、“非好即坏”、“非友即敌”的思维方式观察国际事务。先是树敌,然后寻友,最后才去谋事。不少人甚至以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心态看待中外关系和国际关系,以致十年动乱中发生砸印度、缅甸、印尼的驻华使馆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这类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同40多个已建交或半建交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外交纠纷。新形势下的革命心态仍不难发现,最常见的就是对中外关系抱先入为主的成见,武断地认定某个国家是我们的敌人;只要中国国内有风吹草动,就认为是某个国家在捣鬼。

(惠风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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