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失望:汉末儒生集体沉默

2017-04-18 22:01:43

大多数儒生的心态和行为方式直接决定着儒学兴衰的命运,在逐名求利中,代表着国家最高学术水平的太学迅速没落了。另一部份觉得国家迟早完蛋,放浪形骸。儒家在东汉末年,走进了一个怪圈。本文摘自爱思想,作者黄朴民。


儒学在汉末陷入怪圈(图源:VCG)

孔老夫子苦心孤诣发明的儒学到了东汉末年,算是走进了一个怪圈。皇帝是左一道圣旨右一通诏令,提倡学习六艺经典,举荐孝廉贤良,把名教治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把《白虎通义》等儒教大典尊奉为所谓的"国宪",真是"言者谆谆";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听者藐藐",人们是越来越不把朝廷的那一套真的当作一回事,阳奉阴违、敷衍搪塞者有之;假公济私、兜售私货者有之;置之高阁、我行我素者亦有之。社会上假道学堂皇表现,真君子痛心疾首,"世纪末病"到处流行。

其实这并不奇怪,《道德经》上早就说过:"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一个朝代越是提倡什么,表明它恰好最最缺乏什么。东汉王朝的道德名教之治,这时候真的变了滋味,走到了尽头。

东汉儒学的中衰,固然有儒学理论本身的原因,"天人感应"的妖言惑众,"河图洛书"的荒诞不经,"师法""家法"的固步自封;穷经皓首的叠床架屋,使得原本是"人学"的儒学,变成了怪模怪样的"神学"和一堆废话的"村学",闹得思想界一片乌烟瘴气,搞得聪明人沦为笨伯。但是,其中衰没落更重要的标志,当是当时儒林人士的分化与异化。儒林人士作为儒学理论的具体实践者和宣传者,他们的心态怎样,他们的表现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儒学地位的沉浮、决定着儒学命运的走向。而东汉末年的儒林异化,则真实地标志着儒学的"载体"病入膏肓,奄奄一息,再也无法发挥正常的作用。这实在是儒学自身的一大悲剧,所谓"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当时社会上异化中的儒林人士,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

第一类,当然是那些长期礼教所熏陶而造就的欺世盗名之徒。这类人来源复杂,数量最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他们之所以有热情,有功夫崇拜孔子,攻读经书,动机十分单纯,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博取功名利禄,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道德经》说得好:"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这类人从儒学传统中诞生,借重儒学的仁义礼乐口号说事,然而又在精神实质上从母体中剥落游离出去,反过来恩将仇报,反戈一击损害凌辱母体,成为母体的异化力量,当了可耻的"叛徒"。

(栾泠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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