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北京街道改名运动

2017-04-13 21:28:56

从那时开始,邮电、交通等部门不断在内部渠道反映存在的实际困难,譬如每天有三四百封信件、电报、汇款单,由于群众使用了未经公布的新街巷名而无法投递。出租汽车司机、客运三轮车工人查找不到顾客所说的新地址,因“满城红”而缺失应有的方位感,破坏了几百年传承下来的地理信息,感到大小胡同“乱极了”,原本熟悉的老地方变得异常陌生。公交电车售票员几年间在报站名时,新旧站名都要同时报出。报社记者在写报道时一涉及地名就发愁,公安机关办理案件也为地名所干扰。本文摘自2014年第8期《炎黄春秋》,作者陈徒手,原题为《六七十年代北京地名修改内情》。


文革期间,北京一度将横贯首都中心的东西长安街、建国门与复兴门内外大街拟统一命名为“东方红大道”(图源:VCG)

从现存的档案来看,1965年已经开始显露修改地名的苗头。其中最为瞩目的一件是,曾长期潜藏在国民党军队的中共秘密党员、率部起义将领张克侠时任林业部副部长,他具名向中央建议更改北京市以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三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名称。张克侠与张、佟、赵曾有西北军同僚之谊。中央内务部接信后,召开部办公会议研究,以1951年12月19日政务院“不应以人名做为街道名称”的指示为由,同意张克侠的意见。1965年2月10日内务部发函致国务院周荣鑫秘书长并转呈周总理,指出上海市已将此类街道名称改掉,北京、天津市仍保留未改,拟请总理考虑批示北京市和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予以更改。

周荣鑫2月22日将此报告批转给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万里阅处,万里25日转给副市长吴晗:“吴晗同志,此意见我同意,请酌定。”吴晗即在28日此公文上批道:“同意更名,请规划局提出意见,报人委决定。”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接报后,与相关部门研究确定,将三条路均恢复原名或委婉改名,“张自忠路”恢复原名“铁狮子胡同”或与“地安门东大街”合并,“佟麟阁路”恢复原名“南沟沿大街”或因紧挨民族文化宫拟改为“民族大街”,“赵登禹路”恢复原名“北沟沿大街”或因南段有政协礼堂拟改为“团结大街”。此份报告还是谨慎地提醒到,“这三条街名是解放前已有的名称,据了解是国民党西北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阵亡的三名军官的名字,改名后是否对统一战线的部分人士有影响,我们考虑不好,报请审查批示。”

报告送上后,市规划局还去信询问市人委主管文教事务的副秘书长李续刚,李答复说:“暂不复,现还没定下来。”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表态说:“先不改。”此事在文革前是不了了之,各单位借故拖延,没有下文。涉及统战问题,高层领导下决心前难免有些含糊。

但是1966年8月文革火热展开之际,新市委和市委机关群众组织马上向中央汇报:“据初步查证,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等人均非抗日英雄。”一夜之间,“张自忠路”改名为“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改为“中华路”,“佟麟阁路”改为“四新路”。直到1972年初整顿街道名称,又借机降低了相应的革命色彩,恢复原本的地理特征,“张自忠路”不用“工农兵东大街”之名,并入“地安门东大街”。主事者又嫌“赵登禹路”之后的“中华路”路小名大,拟改为“白塔寺东街”,而由“佟麟阁路”变身为政治色彩浓郁的“四新路”,这回就直接改为“民族宫南街”。

(关岭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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