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打击捂地炒房者最狠一招

2017-04-05 22:08:51

雄安特区建设的风声刚一传来,炒房大军便开始上阵。炒房可谓历史悠久,民国时,政府面对高房价,采取过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如打击捂地行为,禁止土地闲置,是民国地方政府“平均地权”、争取“居者有其屋”的常用手段。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


2017年4月2日,雄县已要求中介和开发商停止售楼行为(图源:VCG)

这些民国的新闻和数据,今天看起来既新奇又熟悉

跟今天一样,民国时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也经受过高房价、高房租的折磨。

例如全面抗战前的上海,富商大贾与下野军阀纷纷在此置业,市面最繁华,人口最稠密,故此房价也最高,中产阶级如鲁迅和茅盾,来到这个城市还只能租房过日子。例如日军占领后的北京,由于鬼子在四郊烧杀抢掠,把周边居民赶进京城,又因为日本侨民定居北京,在此买房置业,一时间人多房少,房租暴增,也出现过前所未有的房荒。例如1927年之后的南京,因为国民政府迁都于此,该城市一两年间跃居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房价房租一日千里,低收入者只能在垃圾填埋场搭建简易棚户,贫民窟大量涌现。再如北伐胜利后的广州、开辟新市区后的重庆、成立西南联大后的昆明、首届西湖博览会召开后的杭州……房价地价莫不暴涨,买不起房的家庭越来越多。

1938年昆明市财政局对全市14210户常住居民做抽样调查,拥有房产的只有4604户,住房自有率仅30%多。1932年12月2日的《中央日报》第六版登载新闻,大标题是“最近数年之广州,地价房租飞涨不已,番禺居亦不易,省府令市府妥筹解决办法”,文中描述道:“租价狂涨既滔滔未已,于是平民生计乃大受打击,房租一项竟至占全部生活费十分之二三有奇,长安不易居云云,大可为今日广州赠也。”

类似的新闻和数据,今天看起来既新奇又熟悉,仿佛说的不是民国,而是现在。

打击炒地,严惩土地闲置,征收地价税

如今政府正在努力打击捂地炒房,打击不合理的住房消费,试图让房价回归到正常轨道上来。那么民国政府面对高房价,采取过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有些措施是我们正在用的,比如说,打击捂地行为,禁止土地闲置,是民国地方政府“平均地权”、争取“居者有其屋”的常用手段。

据1923年8月20日《广州民国日报》第二版,广州市政府为增加土地供应及财政收入,把全市寺庙闲地一律收归国有,向开发商和计划自建房的市民公开拍卖,市政府要求,无论开发商还是普通市民,竞买成功后,“须于七日内开工建屋”,“如逾七日期限,加罚二成地价;如逾十四日期限,即强行迁出,由政府另行售卖。”据1947年8月3日《正报》第二版,鉴于抗战之后杭州住房奇缺,杭州市政府将国有土地分批出让、出租,无论购买人还是承租人,“均须于两月内开工建筑”,否则政府会把土地收回,并不再退还地价。可见,民国时对捂地行为的打击比现在还要严厉。

但是光对闲置土地进行处罚还不够,开发商要想捂地,完全可以在中标的地块上围一道院墙,装作已经“开工建屋”,其实里面什么也不盖,照样可以“捂”上两三年而不用担心被收回。所以民国政府还有另一种常备武器:征收地价税。

(栾泠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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