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与清除精神污染的真实关系

2017-03-18 01:10:19

上个世纪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是胡耀邦和邓力群对抗与争夺的焦点。而关于这个词到底是谁首先提出和发明的众说纷纭。有人说邓力群是这个词的发明者,当事人邓力群曾1984年“不认账”,却又在三年后“认了账”。这究竟是为何?邓力群与清除精神污染的真正关系到底是什么?本文摘自徐庆全个人微信公众号“八十年代”,原题为《徐庆全:说说邓力群与“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


邓力群被人们称为“左王”(图源:AFP/VCG)

1983年3月14日,马克思诞辰100周年。3月16日,以周扬署名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在《人民日报》刊发,在知识界、思想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当然,也在中央高层引起了一场争论,甚至引发了一场在当年被称之“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

有人说,这场搞了“二十八天”的运动,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可是,在我们那个孔孟之乡,我感觉就是真真切切的运动,学校为此还开除过是“污染”源的学姐。

因此,“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深深地镶嵌在记忆的“内存”。

“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是谁发明的?

1983年,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浑然不知周扬有这样的大报告,当然也更不知道因为这个报告所引发的争论;只是到了这年10月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波及到我所在读的大学时,同学之间多次传阅并珍藏的《人,啊人》(戴厚英著)一书被强行没收了!甚至钱钟书的《围城》也好像列入了应该“清除”的“精神污染”名单中,取而代之的是胡乔木所著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老师说,这全是因为周扬那篇报告引起的。

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是1984年春开学后,学校免费派发的。人手一册,有组织学习讨论,以消除周扬所鼓吹的人道主义与异化的影响。“鼓吹”这个词,已经是个久违的字眼,但当时辅导的老师就是这样说的;“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报纸上铺天盖地,老师也朗朗上口。同学们觉得拗口,常常用“清污”简化,甚至嬉闹。比如说,踢完球,相约去洗澡:走,“清污”去。

可是,学习胡乔木的著作,搞不清楚什么是“精神污染”,如何“清除精神污染”。他的文章洋洋洒洒三四万字,好像只有一两处有“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

既然胡乔木的报告是对着周扬来的,就去从周扬的报告找“精神污染”源吧。可是,认真学习周扬的报告,反倒更糊涂了。

以当年有限的政治学常识,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报告都绕来绕去,让人不着要领。

周扬讲“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胡乔木讲“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可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吗?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天然的公式;“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怎么就是“不等式”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居然是错的?不应该提倡?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又包括在马克思主义之中,怎么又不能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两个大理论家在一塌糊涂地争个甚?

(采桑子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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