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之女:父亲被特赦后独自祭奠戴笠

2017-03-17 04:57:59

沈醉之女回忆:父亲被特赦后,对戴笠个人的感情依然念念不忘。他还曾经独自一人跑到南京戴笠墓地去祭奠他。本文摘自2010年第23期《环球人物》,作者沈美娟,原题为《沈醉女儿回忆(上)戴笠主宰我父亲的命运》。


蒋介石与戴笠合影(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的名字,对我来说曾经非常陌生。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坠机身亡时,我还不到半岁。1949年8月,云南和平解放前夕,母亲带着我们6个孩子去了香港,当时我4岁。1949年12月,父亲被云南省主席卢汉当成“被俘战犯”交给了解放军,进了监狱,从此与母亲失去了联系。

我是在1964年上高中时,才听说戴笠的名字,知道他是蒋介石侍从副官,1930年建立了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深得蒋介石宠信。我也听说了他与父亲的关系。不过,当时我只认为父亲是戴笠信赖的心腹。直到“文革”后,我在帮父亲整理撰写回忆录《我这三十年》和《魔窟生涯》时,才认识到,戴笠对父亲的影响是何等的举足轻重。可以说,戴笠曾是父亲命运的主宰。

从高呼抗日到投奔特务

事情还要从父亲被抓说起。1950年,母亲让大舅带着我和大姐回长沙打听父亲的下落。大舅听说父亲被捕,就把我寄养在长沙的伯外公(外公的哥哥)家里。那时候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伯外公一家人不敢把父亲的事情告诉我,甚至连父亲的名字都不提,更别说他与戴笠的渊源了。伯外公说,我的父母已经死了,我也信以为真。

1960年底,父亲作为第二批战犯被特赦,伯外公从报纸上得知后,才告诉我父亲的名字叫“沈醉”,曾是国民党军统云南站少将站长,而且还活着。当时,我并没有什么感觉,更没想要去找父亲。几个月后,父亲从香港母亲的信中知道了我的地址,主动来信跟我取得了联系。1961年暑假,他把我接到北京玩了一个礼拜,十分宠爱我。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父亲被安排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刚刚初中毕业的我,在长沙参加完中考后,也破例转学到北京上了高中。这时,我才对“父亲”有了一点感性认识。

父亲1914年出生在湖南湘潭。国民党陆军中将,长期服务于国民党军统局,深得戴笠信任。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副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28岁)、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

父亲少年时,一直对比他大10来岁的姐夫余乐醒极为敬佩。余乐醒曾去法国勤工俭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最早的党员。北伐时,他曾担任北伐军叶挺独立团的团教导员,后又被党组织派去苏联学习情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正在上初中的父亲积极跟着同学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并与前来镇压的军警打斗,因此被学校开除。1932年初,“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消息传到湖南,父亲便决定去上海,投奔定居上海的余乐醒,想追随他去抗日、干革命。可是,等他到上海时,淞沪抗战早已结束,余乐醒也已脱党,被戴笠请去担任了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父亲依然对他敬佩有加,一心要跟随他干。余乐醒拗不过他,就安排他在身边当了个联络员,负责给上海特区管辖的四个情报组送文件,取情报。可是,余乐醒没有想到,父亲这个小联络员,很快就被戴笠看中了。

伪装记者搞情报

复兴社刚成立时,戴笠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思想复杂,有些人的资历比戴笠还老,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戴笠为了发展自己的事业,急需培养心腹。

(惠风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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