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杏文不愿复出遭警告:摊上你了 算你倒霉

2017-03-13 01:30:14

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心里最不平的是,中共中央1991年让他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当时他去找有关领导说,现在重新让我出来工作,组织上总该给我一个正式结论吧!想不到得到的答复是,“摊上你了,算你倒霉”。这是芮杏文至死都没能想通的。本文摘自2013年2月5日《南方人物周刊》,作者魏承思,原题为《老书记芮杏文》。


1985年6月,芮杏文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图源:VCG)

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芮杏文的名字或许有些生疏了。但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人,对这位老书记的历史贡献,是不应该遗忘的。7年前的6月5日,芮杏文与世长辞。当时我没有赶及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作为他的旧部始终感到遗憾,谨以此文寄托我的哀思。

1985年6月,我刚调入上海市委宣传部不久,就赶上市委领导换班。从北京来的建设部部长芮杏文接替陈国栋担任市委书记。市委机关在沪西的康平路,市府大楼则在外滩,因此机关内私下有“西宫”、“东宫”之称。作为市委干部,我和芮杏文的接触自然也就会多些。

芮杏文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为人严肃,不苟言笑,似乎令人难以接近。其实不然,相处时间一长就能感受到他的谦和平易。机关上下都称他杏文同志,从来不带官衔。

他不像是一位高级领导人,倒更像一位大学教授。思考问题深入细致,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能与我们这些小人物展开平等交流与讨论。芮杏文上任时正赶上我们在组织全市范围的文化发展战略研讨活动。第一次见面,他就谦虚地表示自己不懂文化,要我们给他讲解什么是文化发展战略。我们汇报完了,留下一大堆详细资料。后来的几天里,芮杏文居然把这些资料都认真看了一遍。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把我们叫去,最后明确表态全力支持这项工作。

1986年5月的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后,市委决定向中央汇报,让时任宣传部长的潘维明、市委研究室主任孙恒志、宣传部长助理黄安国和我组成起草小组,由我执笔起草《汇报提纲》。我们关在虹桥迎宾馆内,一个多月几乎足不出户,每起草一稿就拿到市委常委会上去讨论一次,回到宾馆再修改一稿,前前后后改了七八稿。每次改稿,杏文都会事先审阅,批上密密麻麻的意见,即使生病住院也把我召到病床边讨论修改。到了常委讨论时,他鼓励我们大胆发表意见。有一次,一位领导建议删除草稿上“要研究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的提法。他说,文革有什么理论啊?我坚持不肯删去,说:“错误的理论也是理论啊!”他没料到我这个小人物居然敢顶撞他,有点恼怒地说:“那不叫理论,叫谬论。”在旁的杏文含威不露,过了一阵说:我看不必删了吧。

同年6月,我们起草小组随芮杏文进京,准备在中央书记处209次会议上专门汇报上海的文化发展战略。杏文家在北京,但还是到中共中央的厂桥招待所去报到。他是为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考虑。在北京期间我们要听取各部门意见,修改书记汇报的文字稿,常常很晚才能回到住地。当年北京的宾馆招待所一到7点过后就没有晚饭供应了。但正省部级官员来京入住厂桥,则有不受时间限制的小灶供应,随员也可以“揩油”。芮杏文从来没有住过一天,却便宜了我们这几个芝麻绿豆官享受了二十多天的特权。那时候的特权,印象最深的也不过是可以放开肚皮喝啤酒,并无山珍海味。此事可见芮杏文对部属无微不至的关心。

有人说,芮杏文不易相处,是个性使然。他讲话开门见山,没有一句官话、套话,为人做事要求严格,一向重行不重言,不喜欢别人的阿谀奉承。不仅对部属如此,即使对北京来的元老、中央领导人或高干子弟也从不拉关系、套近乎。他后来的政治前途因此受到影响。许多熟悉他的人都说:芮杏文对具体业务更在行,对做官兴趣不大。

(惠风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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