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前邓小平向戈尔巴乔夫坦诚一大憾事

2017-02-07 20:34:16

邓小平在六四前会见了访华的戈尔巴乔夫,他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来恐怕做不成了,就是台湾问题。调整了与日本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归回香港,还未到期,但也确定了。这是对外关系问题。对内的参与,确定了基本路线,四个现代化这件事。一个政策,就是改革开放政策。四个坚持。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终身制度。这个没能实现。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本文摘自2004年8月《党史博览》,作者杨明伟。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握手(图源:AFP/VCG)

1989年5月16日中午,邓小平设宴款待前来中国访问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席间,两人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戈尔巴乔夫:“现在我要完成我国领导人的一项委托,即邀请你去苏联访问。”

邓小平:“我出国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如果3年前解决了柬埔寨问题,那我真的要到苏联去。可能去远东,也可能是莫斯科。现在已经过了3年了,我这个年龄不允许了。我感谢你的盛情邀请。”

戈尔巴乔夫:“但我们仍然向你发出邀请。一旦你得出结论可以访苏,我们将随时欢迎你去。”

邓小平:“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来恐怕做不成了,就是台湾问题。调整了与日本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归回香港,还未到期,但也确定了。这是对外关系问题。对内的参与,确定了基本路线,四个现代化这件事。一个政策,就是改革开放政策。四个坚持。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终身制度。这个没能实现。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

解决台湾问题,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

领袖晚年,都会留下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人生遗憾,邓小平也不例外。台湾问题和祖国统一大业,毫无疑问就是邓小平晚年留下的最大遗憾。在85岁高龄的时候,邓小平已经预见自己很难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的日期了。在这次谈话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晚年遗憾。

“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

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国民党当局逃往祖国宝岛台湾,再加上一些历史的原因,使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台湾,被人为地与祖国大陆分割开来。

由“一个国家,不同制度”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对里根说:“如果美国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对待台湾,不知哪一天,台湾又成为爆炸性问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也逐渐成型。这一科学构想的核心,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由邓小平在其晚年首先表述出来的。这一提法,也是逐渐完善的。

1983年6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民主柬埔寨领导人时,就中国统一的问题阐述了“一个中国,不同制度”的设想,他说:“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史无前例的。实际上,真正统一了,台湾一个制度,香港一个制度,大陆一个制度。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

5天以后,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进一步阐明了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强调:“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他指出:“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嘉崎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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