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吴晗:不如海瑞仅剩愚忠

2017-02-03 21:45:00

在40年代,吴晗曾经写过一篇《说“士”》,他将忠诚理解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品格,认为中国的精神就是建立在知识分子的忠诚之上。吴晗对于他所信仰的事业的确是忠心耿耿,然而,海瑞在儒家义理和封建秩序的框架之中,还能表现出“道”对“势”的抗争,而后期的吴晗,连这样的抗争都失去了,仅仅剩下了忠诚。本文摘自许纪霖所著《知识分子心灵史:大时代中的知识人》,本篇原题《吴晗:可怜一觉开封梦》。


吴晗身上体现出更多的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传统(图源:VCG)

讲到文革,就不能不提到《海瑞罢官》,而《海瑞罢官》,又是与吴晗的名字分不开的。一个人与一出戏,竟然成为一场历史浩劫的导火线,在多灾多难的的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吴晗的在天之灵已经经历了17个春秋,他被历史学家们公认为是悲剧性的人物。不过,时下的一些研究,将吴晗的悲剧仅仅解释为一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就文革的整体而言,也许是这么一回事。但就吴晗个人来说,似乎应有更深的蕴味。与“三家村”中其他两位文人邓拓、寥沫沙不同,吴晗并非左翼出身,原先不过是一个远离政治的象牙塔中人。一个一度为胡适所器重的明史专家,为何以后会弃学从政,以至于自觉地迎合政治的需要,去写最后招来杀身之祸的《海瑞罢官》——这里,或许蕴藏着吴晗人生悲剧中更深沉的一面。

30年代初,当吴晗还是清华历史系学生的时候,他已经被史学界视作明史研究中年轻的希望之星了。这一切来得颇早的学术名声,除了吴晗个人的史学天赋之外,不能不感谢当年中国公学时期的校长、恩师胡适先生的慧眼青睐。一篇考证扎实的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以及《胡应麟年谱》,使胡适相信这个来自于浙江义乌乡村的穷学生,是大有潜力的可造就之才,他亲自作函给清华校长,请求给予吴晗以特殊的关照;以后又拨冗回吴晗一长信,建议他“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专家”,并授之以治学的秘方。

那个时候的吴晗,也对得起适之先生的一片苦心。清华求学三年,吴晗在学界风头甚健,又是发表《胡惟庸党案考》等学术力作,又是担任《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又是筹办史学研究会,又是出任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编委。吴晗的学术才华和组织能力众所公认。到1934年毕业,傅斯年和蒋廷黻都抢着要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界新秀,清华破例将这个没有留洋经历的本科学生留校任教。吴晗在中国最高的学府取得了一席之地。

不难想象,假如沿着学者的道路走下去,吴晗在史学上的成就也许不在胡适的其他几个高足,如顾颉刚、傅斯年、罗尔纲之下。除了胡适,当年影响吴晗学术风格的,还有清华诸师长蒋廷黻、雷海宗、陈寅恪、张荫麟等大家。胡适教会吴晗的,是考据学,蒋、雷二人,教导他治史还必须运用综合研究方法;而介乎于师友之间的年轻才子、史学家张荫麟则启发吴晗,史学作品要文彩斐然。另外,陈寅恪的考据方法对他的影响也非同一般。因为博采众长,而且一开始就有方法上的自觉追求,吴晗本来是大有希望为中国的现代史学提供一种新的范型的。

可惜的很,吴晗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一个能够让学者们坐在书斋里安心治学的时代。几乎就在他考取清华的同时,“九一八”的隆隆炮声就从东北方向隐隐传来,令人揪心,令人不安。在吴晗的性格中,有沉得下心的内向一面,但也有骚动不安的外向一面。就在人们以为吴晗潜心学问的时候,他那充溢着良知和热血的心灵深处,却隐藏着难以言状的苦闷。在胡适留在大陆的大捆来往书信中,保留着一封信颇有价值的吴晗来信。在信中,吴晗以令人惊讶的激烈语调抨击了在国难面前“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和“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他悲愤地说:“看着人家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宰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点热血还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

(栾泠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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