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死后廿年海外巨额存款曝光

2016-09-29 23:34:18

1997年在中国银行内部审计中,一笔30年前的存款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这笔钱是1967年7月8日存入中国银行的,总额为1.2万英镑,户名是“代周总理存”。根据当年的汇率,一万两千英镑折合成人民币八万两千三百零八元。在60年代的中国这无疑是一笔巨款。本文摘自2012年7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原题为《周总理名下的1.2万英镑存款,寻主30年》。


周恩来1950年留影(图源:VCG)

1997年在中国银行内部审计中,一笔30年前的存款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这笔钱是1967年7月18日存入中国银行的,总额为1.2万英镑,户名是的代周总理存。根据当年的汇率,一万两千英镑折合成人民币八万两千三百零八元。在60年代的中国这无疑是一笔巨款。当时这12,000英镑为什么会以周总理的名义存入中国银行呢?这是总理的私人存款还是另有他用呢?

1967年初,在英国伦敦,一套公寓已12,000英镑的价格出售了,这个价格只相当于当时市价的三分之二,只有急需钱用的人才会以如此底的价钱将房产出手。公寓的主人是一对中年夫妇,丈夫叫刘本昆,妻子叫刘道蕊。他们都是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员工,在伦敦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究竟是什么事让夫妇俩把用半生积蓄购买的房产变卖呢?

刘道蕊:“中国是我们的家,我们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共产党。”这是刘道蕊经常会说的两句话。老人1918年出生在英国伦敦今年89岁,她现在住在北京的一家老年公寓里。她说自己之所以能与中国结缘是因为20世纪的那场战争。

1940年,二战的硝烟弥漫着整个欧洲,那一年德军的飞机对伦敦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大轰炸。

刘道蕊:当二战开始时,我大约才20岁。德军的飞机经常来轰炸伦敦,我的家也被夷为一片平地。

轰炸刚刚结束,很多为生计奔波的伦敦市民纷纷去寻找新的工作。那时一个叫多利-史密斯的年轻姑娘来到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应聘。

刘道蕊:1939年,我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我们与中国银行在一个楼里办公。后来,战争开始了,我的公司停业了,于是我又来到中国银行工作。

20世纪40年代,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是中行三大海外机构之一,它不仅负责英国本土的业务,还管辖着整个欧洲与非洲大陆的银行业务。虽然是战争期间,但作为中国政府特许的唯一一家国际汇兑银行,中国银行一直坚持营业。当时中行伦敦分行的雇员既有中国人也有英国人。多丽被聘用后,除了担任柜台出纳应付日常业务,她每天还要为上百名中国海员发放工资,办理汇款。

刘道蕊:遗憾的是,这些海员都是在国民党管理的俱乐部里活动。在那里,他们都被带坏了,沾染上了英国的坏风气。赌牌。嫖娼。他们把挣来的大部分钱都花在那上面了。

多利生长在一个传统的英国产业工人家庭,从小就养成了节俭的生活习惯。看者中国海员把刚刚领道的工资拿去随意挥霍,多利既气愤又同情,那时只要海员们接受她的劝说把工资寄回国内,多利就会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减免他们汇款的手续费。

转眼间就到了1944年,善良勤奋的英国姑娘多利在中行伦敦分行已经工作4年了,她的工作业绩赢得了经理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但是在那年的冬天她却闯了大祸。

1944年中国国内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都在中行伦敦分行设立了募捐箱,为抗日战争的受害者募捐,而多丽发现负责管理中国政府募捐箱的官员经常会盗取捐款。

刘道蕊:我们那时在柜台上放着两只箱子来募集捐款。一个是蒋介石的夫人设立的,一个是红十字会的。我把蒋介石夫人的那只募捐箱放到了柜台底下,因为我不相信他们,我可以肯定那里的钱都得装进那些官员的腰包。我把红十会的那只募捐箱留在了柜台上面。

(嘉崎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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