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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评大清国政改:速度与激情

【多维历史】1909年8月28日,美国驻华公使馆代办费莱齐(Henry P Fletcher)向华盛顿发出警告:中国过快的政治改革,将可能失控,“土耳其和波斯最近发生的事也可能在中国发生”。

这位外交官兼汉学家写道:“袁世凯和慈禧太后的宪政改革正在由摄政王加以筹备,在执行预备立宪上,他显然是真诚的。的确,很有可能他感到无力逆潮流而动,相信缓慢地往前走,试图减少一些风险。但对于中国引入代议制的不安,不仅限于保守派,相反,一些最开明的官员,由于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也担心宪政运动很可能失控。”

就在美国人发出警报之前,日本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就发出了同样的警告,认为中国过快的政改,将导致帝国的颠覆,革命将在3年内发生。

宪政改革最为关键的中央权威资源和社会动员能力,在混乱的改革中日趋分散,导致国家机器功能性紊乱,各种势力纷纷以改革为口号竞相自肥……

“政改”飙车

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在与伊藤博文会谈后,立即向伦敦做了详细的汇报。在这次会谈中,日本人甚至向老大哥英国发出急切的呼吁,不能因世界上的其它事务而忽视中国问题,英国应该在华继续保持“优势的影响力”。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几乎为大清国的所有改革传经送宝。而实行宪政这一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改革,也是受刺激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出人意料的胜利。大清国的知识分子们拿着显微镜对交战双方进行了分析,坚信其中的根源在于日本实行的是君主立宪,而俄国实行的是君主独裁。战后,痛定思痛的俄国迅即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宪政改革。而大清国也不落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并且从起步开始便呈现了急切的心情,甚至不惜大“放卫星”。在慈禧太后的主持下,大清中央将立宪预备期确定为9年,而作为师法对象的日本,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到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历时23年。即使如此,国内各利益群体依然抱怨政改如同小脚老太婆,呼吁“大跃进”,跑步进入宪政主义。宪政改革最为关键的中央权威资源和社会动员能力,在混乱的改革中日趋分散,导致国家机器功能性紊乱,各种势力纷纷以改革为口号竞相自肥,时人曾痛切指出:“论日本之政,其所以致富强者,以其能振主权而伸国威也。今之议者不察其本,而切切以立宪为务,是殆欲夺我自有之权,而假之以自便自私也。……夫日本以收将权而存其国,而我国以限君权而速其祸,不可谓善谋国者也。”

大清国稳定压倒一切,为了安定和谐,政治改革应该在中央的强有力引导下有序地、缓慢地进行,这是日本人的见解,也是美国人及大清的改革操盘者(不是那些在边上嚷嚷的呼吁者)们的想法。

就在费莱齐发出警报后一年(1910年9月),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William James Calhoun)会见湖广总督瑞徵,谈到提前召开国会一事。瑞徵对于立宪派速开国会的要求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作为国会议员来源的各省咨议局只是被一些“海归”及文化人充斥,此时召开国会,绝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名利场而已。嘉乐恒对此深表赞同,认为中国目前不具备行使这种权利的条件,建议应首先改善国会的人员组成。

美国总统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在接见中国特使梁敦彦时,也明确表示,中国在推进政治改革中,实行有限民主是合理和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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