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還是理性:南宋為何走上自我毀滅之路

欒泠撰寫2017-06-18 09:33:39

南宋應蒙古之邀,出兵與蒙古一起完成了最后對金國的滅國之戰。從現在的角度來看,這顯然是戰略失誤,在金朝滅亡后,南宋也不可避免的走上滅亡之路。

中國外交學院黨委書記袁南生在2016年发表的《中國外交“憤青”現象為何千年不絕》一文中直接指出,“如果当時南宋對蒙古的滅金戰爭選擇不作為,至少可以贏得30年的准備時間。然而,靖康之恥激起的全國性的仇金情緒,造成南宋外交戰略失誤。雖然当時有清醒之人反對,但很快被彌漫全國的仇恨所淹沒。”

這种看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認識,然而與這篇文章相反,宋金聯盟共抗蒙古之路是兩國一起堵上的。

靖康之難后,宋徽宗第九子、宋欽宗之弟趙構于國難中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延續宋朝皇統和法統,是為南宋高宗。

然而高宗出于私心——高宗無法生育擔心欽宗回朝繼承其帝位——不顧岳飛北伐形勢大好,屈辱與金議和,以臣下之禮事金,導致擄帝之仇與華夷失序的失落感交織在一起,使“宣和之于契丹,與國也。今日之于女真,世仇也”的情緒彌漫于南宋社會。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宋高宗趙構坐像(圖源: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鄧廣銘指出,“亙南宋一代的大問題,是對于今人的和戰”,被复仇之心焦灼的南宋早已注意到了韃靼的興起,然而如何對待這支新興的政治力量,相当一部分官員極為謹慎,沒有被复仇的狂熱冲昏頭腦。

宋寧宗慶元三(1197年),衛涇出使金國歸來后,向寧宗表示了擔憂:“一弱虜滅,一強敵生,猶未足以為喜也。”他主張講求“自治政策”,增強南宋自身應對時局變化的能力方為上策。

不過權臣韓侂胄為了鞏固權勢发動開禧北伐,戰爭雖然失敗,但在史彌遠主政后,宋廷重新形成了穩健的外交策略。

真正導致形勢大變的是嘉定八年(1215年)五月,蒙古破金中都,秋天破潼关,金人已經無法在山東、关輔立足。

面對新的形勢,宋廷在如何選擇國家對外戰略上有過一次大辯論。

真德秀認為“蓋今之女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韃靼即鄉之女真”的判斷,進而提出了女真必亡,宋朝應立即與金斷交,停止交納歲幣,擺脫經濟上的奴役。

史彌遠傾向于金宋交好,他同意喬行簡提出的“強韃漸興,其勢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齒寒之徹可覆。宜姑與幣,使得拒韃”。

然而真德秀以議事之臣標榜,外加金朝始終未做過緩解兩國仇恨的努力,宋廷最終采納絕幣之策,亦即不再向金朝輸納歲幣。

但在史彌遠的操作下,宋廷沒有與金朝立刻斷交,而是以無法運輸為借口停止輸納歲幣。可以說,宋朝在外交政策上相当富有彈性。

如果金朝能象征性的減免部分歲幣,兩國关系會有和緩的可能。不幸的是,此時金朝的皇帝是宣宗,而不是富有政治頭腦的章宗。

金宣宗在北方屢遭蒙古攻侵的情況下,對西夏几番哀求結盟共抗蒙古不以為然,迫使西夏走上約宋攻金之路。


成都发現宋朝監察御史墓(圖源:VCG)

此后,宣宗在北方有蒙古、西北有西夏侵擾、東北有耶律留哥叛亂、東有紅襖軍起義的情況下,聽信了朝臣“吾國兵較被誠不如,較南則制之有余力”之語,妄想以掠奪南宋補自身不足,最終做出攻宋的決定。

這場戰爭進行了7年之久,金朝不僅未能“去償于宋”反而損失慘重,正如《金史》所言:宣宗南伐,士馬折耗十不一存;國家精銳几近喪。

宋朝雖然頂住了金軍入侵,自身也實力大損。更為关鍵的是,宋廷在金哀宗的求和中意識到金朝離滅亡不遠,沒有趁機報仇已是頭腦清醒的體現,金宋聯手是不可能的了。

1227年,蒙古攻打西夏時,窩闊台派人使宋,希望南宋不要出兵相救,同時要求借道于宋,夾攻金朝。

此時“借金屏宋”的主張再次抬頭,窩闊台的要求沒有得到同意。于是窩闊台于1231年攻金時強行進入宋境。南宋只得被迫接受“假道”,與蒙古聯合攻滅金朝。

(欒泠 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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