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如何失去台灣:蜜月的幻滅

王夷甫 森彰 荏苒撰寫2017-05-17 21:43:08

實事求是地說,蔣介石并沒有完全忽視台灣光复之后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難。早在1944年4月,中華民國行政院就設立了“台灣調查委員會”,任陳儀為主任委員。對台灣的經濟、政治、民生、軍事等各方面情況作出了頗為詳細的調查,報告書長達四十余万字,之后提出的《台灣接管計划綱要》,亦获得蔣介石的接納。為了實現台灣政局的平穩過渡,蔣介石以日本駐台總督為范本,在台灣設立了完全不同于大陸諸省的行政長官制度,并由清廉著稱的陳儀擔任,總攬全權;為了保證台灣經濟不受急劇貶值的法幣冲擊,蔣介石甚至允許台灣另外发行台幣。


二二八事件,最終成為蔣介石和國民黨沉重的政治負擔(圖源:VCG)

然而,台灣的光复重建工作在實施過程中,依然遇到了難以想象的困難,并使得民眾光复之后的喜悦迅速幻滅。

一方面,光复后的台灣,在日僑大批撤離的情況下,面臨著嚴峻的人才短缺。由于日治期間,日本人和台灣本地人在政治、經濟和教育等領域的機會嚴重不平等,

使得日本人的知識、技能、職位和历練都遠超台灣本土人,而台灣人僅能處于低微的從屬地位,当這些日僑撤走之后,台灣就面臨乏人能用的窘境。

根据台灣行政公署1946年9月4日記者會上发布數据,台灣光复后,二十九万日僑被遣返,這些人多數在台從事政府教育和工程技術等高級工作,其中充任警察者達七千余人,擔任中小學教師者達一万一千余人,占据了戰前台灣從業者的絕大多數。令人遺憾的是,尽管陳儀提拔了一些本土人士,但由于缺乏經驗,殊難稱職。而企業高級人才的短缺,更嚴重影響了本地企業的營運。

對此,李敖的《二二八研究》曾經有過這樣的評述,“殊不知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有日籍官員三万以上,另有日僑六十万人,占全島人口十分之一,構成吏治中堅,這些人一走,自需有吏治經驗的熟手接班。当時宜蘭的台灣人市長毫無辦事經驗,重要公文放在褲袋里忘得一干二淨,這樣子連處理公文程序都不及格,又如何能不找大陸公務員幫忙?”

在這种情況下,根据行政長官陳儀的說法,他“一時實在感到人力的不足。”“現在除了邀請內地人才來台服務外,正積極訓練本省人,授以各种比較高級的知識技能,使能勝任各种職務。”由此,操著陌生外省口音的大陸官僚,席卷台灣各地也就不足為怪了。据1946年11月由長官公署的統計數据,簡任及簡任級待遇官員中台籍僅占0.82%;薦任及薦任級待遇官員中,台籍僅占6.63%。而且即便在這些極少數的台籍官員中,大陸返台者就占据了里面的70%。

然而,由于陸台分離日久,彼此間語言、認知、觀念相当生疏,這种近乎純粹的陸人治台很快產生了嚴重的惡果。

台灣人以福佬話和日語溝通,對于大陸國語相当陌生,而中國大陸來台官員不但極度缺乏與民眾的溝通能力,而且還因中日戰爭的緣故,對台灣的日本文化氣息充滿反感甚至蔑視,某些人甚至以“征服者”、“戰勝者”的態度對待台灣人,并把大陸当時惡劣的官僚氣息帶到了台灣。

時任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的葛敬恩,在他第一次對台灣人民演講時就公然宣稱“台灣人還沒接受真正中華文化之熏陶,是二等公民。”赤裸裸地表達了對台民的歧視。

而陸官來台后,素質良莠不齊,很多人不但親戚朋友皆得榮貴,而且還貪污腐敗,惡名昭彰。

台中法院之大部分職員為該院院長的親戚,占全法院職員過半數;台北縣長則安插兩百余名自己人,而不管其有無能力,并將許多原來的人免職。据《民報》1946年10月的報道,当時的台灣,實際上“不論是官銜、公司、工厂的大把交椅都被陌生的大哥坐滿,連下層員工都不錄用。”

(王夷甫 森彰 荏苒 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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