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苏俄統治外蒙 人民生活會更好

2017-04-20 20:51:46

20世紀20年代,中國外交總長顧維鈞對來訪的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員越飛表示,中苏建交的先決條件是苏軍從外蒙古撤離。但中國國內民眾與輿論并不支持顧的看法。李大釗也親自找到顧維鈞,對顧的立場表示憤慨,甚至說“把外蒙置于苏俄的統治之下,那里的人民有可能生活得更好”。本文摘自2011年第11期《同舟共進》,作者袁南生,原題為《中國千年外交與國民心態》,文章為節選。


李大釗被捕后因里通苏聯顛覆中國政府遭張作霖處決(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鴉片戰爭后,中國面臨亡國滅种的危險,革命與救亡成為中華民族兩大历史性任務,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潮持續高漲,新的情況催生了兩种新的國民心態。

一是革命心態。這一心態最基本的特征是將意識形態的異同置于國家利益之上。十月革命以后,苏俄為擺脫在國際上的孤立,急于與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1919年7月,苏俄政府以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的名義发表了著名的《加拉罕第一次對華宣言》,宣告放棄帝俄在中國因侵略而获得的一切特權。然而,1921年6月,苏軍悍然侵入当時中國版圖內的外蒙古,接著與外蒙古当局签訂《苏蒙條約》,確認雙方政府相互承認,苏軍可以駐扎外蒙古,公然破壞中國領土的統一和完整。1922年8月,外交總長顧維鈞對來訪的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員越飛表示,中苏建交的先決條件是苏軍從外蒙古撤離。顧維鈞的立場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奇怪的是,苏軍侵入面積等于43個台灣、140個香港的外蒙古,國人輿論卻并不站在顧維鈞這一邊,相反卻要求北京政府“無條件與苏俄建交”。此時,不但北京大學生上街示威,新聞機構對外交部大加鞭撻,李大釗也親自找到顧維鈞,對顧的立場表示憤慨,甚至說“把外蒙置于苏俄的統治之下,那里的人民有可能生活得更好”,孫中山也對顧的做法表示反對,到了最后,居然連以吳佩孚為首的各地軍閥將領都发電報到外交部,指責顧維鈞。北京學生聯合會致函顧維鈞,警告他如不改變立場,趙家樓的故事就將重演。也就是威脅顧要用五四運動中火燒賣國賊曹汝霖家的辦法來對付他。果然,一個寄給顧維鈞的裝有炸彈的包裹把家中的2名佣人炸傷。越飛接著會見孫中山,以此施壓北京政府,與孫发表聯合宣言,孫承認苏軍在外蒙的軍事存在。這使做對了事情的顧維鈞處在難堪和脆弱的境地。國人受十月革命影響,從意識形態出发看待外蒙古事件,沒有認識到苏俄對華宣言只是一种外交姿態,并沒打算真正實行。革命心態影響下的國人對同樣的事情,難免以意識形態划线,如對美軍強奸沈崇事件,國人发出了雷霆万鈞般的抗議,而對一樁樁苏軍強奸中國婦女事件,則鮮有大規模抗議之聲。

在革命心態影響下,人們慣于用“非紅即白”、“非好即壞”、“非友即敵”的思維方式觀察國際事務。先是樹敵,然后尋友,最后才去謀事。不少人甚至以唯我獨左、唯我獨革的心態看待中外关系和國際关系,以致十年動亂中发生砸印度、緬甸、印尼的駐華使館和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這類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件,同40多個已建交或半建交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发生外交糾紛。新形勢下的革命心態仍不難发現,最常見的就是對中外关系抱先入為主的成見,武斷地認定某個國家是我們的敵人;只要中國國內有風吹草動,就認為是某個國家在搗鬼。

(惠風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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