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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情史:女記者為他懷孕自殺

【多維历史】《大公報》記者于立忱,1934年被報社派駐東京。她長得亭亭玉立,皮膚又白又嫩,兩道柳眉、配著滿口貝齒,說起話來有條有理,一見就給人親切可愛的印象,這正是当記者的標准條件。不過她認識郭沫若后受騙懷孕,并自殺了!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張瓊華、(1890—1980)1912年結婚,旋即被拋棄,但未離異,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無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戀愛同居,后被拋棄,五個子女。解放后由中國政府安置,副部長級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國政協委員,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稱為“抗戰夫人”,1938年初與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1979年3月縊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還有婚外情人三五個:彭漪蘭(安琳),南昌起義途中的“革命伴侶”,1927年10月底,起義失敗后回到上海,在內山書店樓上同郭度過短時“蜜月” 后被拋棄,下落不明;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拋棄后自殺;黃定慧(黃慕蘭,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時期的一代風流,武漢市党部婦女部長,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詳,只知太過多情,將性病傳染給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

安娜的五個子女是:長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兒淑子,四兒志鴻。他們學有專長,均有所成。

郭沫若和日本妻子安娜及孩子

于立群的六個子女:兒子——漢英、世英、民英,女兒——庶英、平英,最小的一個兒子名不見經傳。其中三兒子民英在“文革”中自殺,二兒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農業大學被毆打致死。

這兩家兒女之間不相往來。郭沫若這十一個后輩中,除女兒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紀念館副館長,沾點文史的邊兒外,無人繼承父業。他們,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對郭沫若也不親近,也不敬重,更無感情。二兒子郭博曾在記者面前這樣評價父親:“對于家庭,郭沫若是個罪人。”這一意見,語驚四座,值得郭研界关注,郭沫若的確在家庭婚戀問題上出現了不容忽視的毛病。先看郭沫若與情人于立忱之間的問題。

于立忱原籍廣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隨父在天津求學,后為《大公報》記者,約1934年被報社派駐東京。到東京即與早已相識的郭沫若來往,過從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殺。對于她的自殺,几十年中間一直是個謎,有的人只是這樣猜測:于立忱之死是因為她參加東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號,被日方驅逐,回國后又受到《大公報》主編張季鸞的糾纏,無法擺脫,加之身患重病,絕望之余,尋了短見。

其實,這一說法純系捕風捉影,或故意為郭沫若掩飾。究竟真象如何,請讓在北伐時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謝冰瑩向我們詳細揭示這個謎底:這是半個世紀前一個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實故事。
于立忱長得亭亭玉立,皮膚又白又嫩,兩道柳眉、配著滿口貝齒,說起話來有條有理,一見就給人親切可愛的印象,這正是当記者的標准條件。唉!誰曾料到,這樣一個聰明、美麗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這是一個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訴我,她要去醫院割盲腸炎,我按約定的時間去醫院看她。護士說她在產房,孩子都取出來了。在產房,立忱看到我,搖搖頭,一串熱淚滾了下來。我連忙安慰她。

她說“我告訴你,將來你要替我申冤,答應不答應?”

我說:“沒有問題,当然答應。”

這時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淚說:“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這樣一個卑鄙無恥、人面獸心的大騙子!”

“三年前,他拚命追求我,說他和安娜根本沒有感情,更談不上愛。他說自從愛上了我之后,他下決心要擺脫安娜,正式提出離婚,然后和我結婚,可是自從我受騙懷孕之后,他的態度突然改變,對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經三個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這時我才大覺大悟,才知道他原來是寡廉鮮恥的,人格掃地的大騙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實在無臉面見人了,我要自殺。我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殺了。

謝冰瑩講的這個故事,如果我們善于思考的話,從于立忱的絕命詞“如此家園,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中就應知道了。“如此家園”者,是指國家破敗,民族危亡人民離散,令人憂心;“如此社會”者,是指像郭沫若這樣的名詩人,革命者,青年們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骯脏,如此卑劣,實在令人失望;所謂“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当然就是指她本人還這樣年青,才25歲,卻被人誘騙失身,顏面喪尽,事已至此,而又無可奈何,不得不向社會,向公眾发出她再也不能為祖國,為人(和)民揮灑筆墨,奔走唿號了的淒厲嘆聲。其悔恨、羞恥、疾首蹙額之哀痛狀,實難言表,那就是說對國家、對人生、對自己已經徹底絕望,只有自殺。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對郭沫若的認識,和六十年后兒子郭博對郭沫若的認識不謀而合,這是偶然的嗎?不是。他們都是親身體驗,近距離觀察,大概比學者們說的話更可信。為了進一步證實這個問題,我們再請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點補充。

安娜不同于張瓊華。我們可以說張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辦婚姻,你逃婚也好,拋棄也好,無可厚非;而與安娜是自由相愛結合的,理應永遠忠誠。然而他不。他不僅在婚姻存續期間就與安琳、與于立忱等发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從1937年始,借回國之機,把安娜連同五個孩子一起徹底拋棄,另尋新歡(当時長男和夫20歲,次男郭博18歲,三男佛生15歲,女兒淑子13歲,四兒郭志鴻6歲)。此后從不給這群孤兒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錢,任他們輾轉掙扎,啼饑號寒,被日本警憲鐵蹄踐踏,皮鞭抽打,其境況遭遇,苦不堪言。

当《改造日報》記者陸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東京安娜住處時,面前一片慘景:室徒四壁,空無一物,全家僅靠一點山芋充饑。見中國的記者到來,安娜涕淚交流,哽咽難語,她只能斷斷續續地泣訴:“鼎堂他不應該是這樣。自從他走掉之后,我們,我和孩子們都為他擔驚受怕,他卻音信全無,把這個家全忘了。如果說是戰爭阻隔,信息不通,這也是借口胡說,這里還是不斷的有中國人的消息,我就讀到過他回去后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轟炸中來去》,說自己光榮地見到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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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盛雨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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